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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不起 我是不是該先認輸
我不是什麼名人，所以先自我介紹一下。 楊員彰，今年28歲，2006年還在念交大時創立自己的網路媒體平台，2007年成立自己的公司，2010年與城邦出版集團合作進入平面刊物的世界，2012年結束部分合作關係成為獨立出版社自主發行，僥倖生存直到2013年的現在，始終相信自己是個有理想的媒體人。切入正題，前陣子吵得沸沸揚揚的「服務貿易協議」新聞我看了不少，我認為我應該要關心這個與自己息息相關的議題，但身為一個半生熟的小發行人，好像沒有什麼資格發聲，只好先默默觀望，讓出版前輩們先替我們好好想一想，這個關係台灣出版與印刷未來的決定是福是禍。
今年六月，郝明義先生率先開砲，直指這個決定的不完美之處，我曾經在陸蓉之老師的引見之下，在遠企與郝明義先生共進早餐，那時我26歲，對於自己的雜誌未來懵懵懂懂，而郝先生要我不急不徐，他說這個產業不會讓你萬貫家財，但能讓你的內在無比充實，也告訴我在台灣搞出版是件快樂的事情，因為我們的出版環境有著無比的自由與正向衝擊。只是現在這個衝擊似乎來的有點巨大，讓郝明義先生擔心這個不平等的開放將造成出版環境的毀滅，所以不得不與政策為敵。而前幾天閱讀了詹宏志先生在壹週刊上所撰的《美好的讀書之地》一文，同樣是出版界大前輩的詹宏志先生給予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在這樣的競爭之下，對於台灣出版環境是利而非弊，他亦以香港的出版環境為例，告訴我們這個開放的決定將是台灣的大好機會，只有如此才能去蕪存菁，使整體競爭力提升。
提出了兩位前輩的觀點，我也斗膽以自己的文字表達一下小出版人的心聲。今年四月時前往中國拜訪了當地幾間與我同領域的雜誌出版社，在中國，雜誌出版被數個超大型的媒體集團給控制，當地獨立發行商要作到永續經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而政府給予出版社的補助與資源無比豐富，連外來的媒體集團想進駐也得看當地媒體公司的臉色；可惜在台灣，拿走文創補助案預算的幾乎總是同一批人，出產好雜誌的小出版社如何被灌溉？同時我驚訝於當地編輯所擁有的時間資源，他們能夠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去執行一個精彩的專案，對不起，我的編輯們被時間追著跑，因為我請不起更多的人來分擔他們的工作。從收入面來看，他們的業務賣一張封底廣告的價格是我們的二十多倍，客戶積極的與業務洽談專案，很抱歉，我們的業務辛苦賣力回報卻不成正比，因為多數的廣告資源都在國際刊物身上。
在郝明義先生的公開信中提到以下中國與台灣出版環境的極大差異：
台灣：
一、一萬五千家 （登記有案的）出版社、七千六百家印刷廠、四十家發行商、八百家書店；全部民營，沒有國營業者，分屬不同行業、不同政府主管單位；經營的主要目的，是為了賺取利潤來生存發展；
二，絕大部份都是小型業者，除去港資集團等特殊情況的例外，上下游這麼多公司最常見的資本額在幾百到幾千萬台幣。
中國大陸：
一，五百八十五家出版社全都是國營，均為新聞出版總署及更上級的中宣部所主管；並且在「造大船、出大海」的政策下，集結為三家國家級出版集團、二十七家省級出版集團；每個集團都同時經營出版、印刷、書刊發行、書刊零售四個行業，擁有豐沛的政策支援和資源；
二，資產規模都極為鉅大；光省級出版集團裡，江蘇鳳凰出版集團的總資產就是兩百億人民幣。
我一直是個想做好台灣雜誌的人，把作品放上國際，讓其他人知道台灣還有人重視媒體創作與文化。無奈時勢的風向越吹越沉淪，幸運如我還能憑一己之力持續發聲，但有更多與我同樣有理想的出版界朋友們早已無法生存，摸摸鼻子選擇離開這個混沌環境，我很惋惜這群有才能的人離開出版界，但無可厚非，因為現在要作出版的前提就是生存下去，不得不承認這比好的作品還要重要許多。台灣開放「服務貿易協議」的結果目前無法明朗，但能就我的想像來拼湊一下。首先就客戶投資面來看，本土媒體在未開放前，面臨的競爭對手來自於目前獨大的跨國媒體集團，而開放後要面對的是連跨國媒體集團都要敬讓三分的中國媒體商，對於客戶投資預算不變的情況下，想必獨立出版社能夠生存的空間更加窄小，而若客戶投資預算萎縮，那豈不是連根拔起。對於目前台灣的跨國媒體來說也不好過，遭逢敵手的跨國媒體勢必得消耗更多的資源，但得到的利潤卻將不如預期，在背負龐大開銷壓力之下，生存也將面臨挑戰。至於市場方面，更無需多言，台灣人口市場窄小，應對目前紙本刊物的式微，銷售早已不是雜誌商的生存之道，只是身為媒體文化人，面對之後刊物發行後，通路卻只願意給予少量訂單的窘境，無疑是最傷心痛苦的結果。
我不是妄自菲薄，而是我看得懂事實。要比銀彈和資源，中國大陸將挾著壓倒性的市場資源和國際重視度席捲而來，台灣出版界（至少雜誌界）將近乎崩盤，最好的情況也只是中國資方投資台灣公司，讓雜誌媒體大洗牌，前者將造成本土媒體一蹶不振、甚至消聲匿跡，後者則是台灣雜誌被全盤控制，我們失去一切自主的籌碼。回到自己部分，「服務貿易協議」對我的影響其實是相對小的，因為就微型企業而言，能夠調整的彈性比起大出版社要來得多，轉型與跨領域亦相對容易，過去我們本就不是既得利益者，之後也不會是。以我而言並不排斥中國出版媒體的進入，但相較於受限的單方向，我們是否也能張開羽翼以平等的方式西進中國，因為這是台灣在威脅的情況下，具競爭力的出版社要開拓更大市場必須也是唯一的方法。「服務貿易協議」的協議內容究竟還藏著什麼我們無法清楚看見的細節無人知曉，但我不認同以利多於弊的說詞將我們的擔憂給掩蓋掉，那些條列式的公文與說明我嘗試理解，但越讀越覺得無法參透，到底這樣的政策決定是我該傾全力支持或拼命反對的，看得是越來越迷離，與其陷入其中，我只能點出我即將面對的挑戰。
而現在我感到相當煩惱，因為被動且消極的依賴政府的「保證」，讓人感到厭煩，「服務貿易協議」不該為反而反，也不能一味盲挺，既是協議，本就有所有得，而身為出版界的一份子，不是有權知道所捨所得為何嗎？即便現在幾場公聽會下來，相信一堆業內人士依舊一頭霧水，對於出版未來無所適從，那是不是代表說，如同我一般的微型獨立出版，是時候該去尋求更大的保護傘依附，還是該拉下臉來，無可奈何的說聲對不起我認輸了。
我不是什麼名人，所以先自我介紹一下。 楊員彰，今年28歲，2006年還在念交大時創立自己的網路媒體平台，2007年成立自己的公司，2010年與城邦出版集團合作進入平面刊物的世界，2012年結束部分合作關係成為獨立出版社自主發行，僥倖生存直到2013年的現在，始終相信自己是個有理想的媒體人。切入正題，前陣子吵得沸沸揚揚的「服務貿易協議」新聞我看了不少，我認為我應該要關心這個與自己息息相關的議題，但身為一個半生熟的小發行人，好像沒有什麼資格發聲，只好先默默觀望，讓出版前輩們先替我們好好想一想，這個關係台灣出版與印刷未來的決定是福是禍。
今年六月，郝明義先生率先開砲，直指這個決定的不完美之處，我曾經在陸蓉之老師的引見之下，在遠企與郝明義先生共進早餐，那時我26歲，對於自己的雜誌未來懵懵懂懂，而郝先生要我不急不徐，他說這個產業不會讓你萬貫家財，但能讓你的內在無比充實，也告訴我在台灣搞出版是件快樂的事情，因為我們的出版環境有著無比的自由與正向衝擊。只是現在這個衝擊似乎來的有點巨大，讓郝明義先生擔心這個不平等的開放將造成出版環境的毀滅，所以不得不與政策為敵。而前幾天閱讀了詹宏志先生在壹週刊上所撰的《美好的讀書之地》一文，同樣是出版界大前輩的詹宏志先生給予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在這樣的競爭之下，對於台灣出版環境是利而非弊，他亦以香港的出版環境為例，告訴我們這個開放的決定將是台灣的大好機會，只有如此才能去蕪存菁，使整體競爭力提升。
提出了兩位前輩的觀點，我也斗膽以自己的文字表達一下小出版人的心聲。今年四月時前往中國拜訪了當地幾間與我同領域的雜誌出版社，在中國，雜誌出版被數個超大型的媒體集團給控制，當地獨立發行商要作到永續經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而政府給予出版社的補助與資源無比豐富，連外來的媒體集團想進駐也得看當地媒體公司的臉色；可惜在台灣，拿走文創補助案預算的幾乎總是同一批人，出產好雜誌的小出版社如何被灌溉？同時我驚訝於當地編輯所擁有的時間資源，他們能夠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去執行一個精彩的專案，對不起，我的編輯們被時間追著跑，因為我請不起更多的人來分擔他們的工作。從收入面來看，他們的業務賣一張封底廣告的價格是我們的二十多倍，客戶積極的與業務洽談專案，很抱歉，我們的業務辛苦賣力回報卻不成正比，因為多數的廣告資源都在國際刊物身上。
在郝明義先生的公開信中提到以下中國與台灣出版環境的極大差異：
台灣：
一、一萬五千家 （登記有案的）出版社、七千六百家印刷廠、四十家發行商、八百家書店；全部民營，沒有國營業者，分屬不同行業、不同政府主管單位；經營的主要目的，是為了賺取利潤來生存發展；
二，絕大部份都是小型業者，除去港資集團等特殊情況的例外，上下游這麼多公司最常見的資本額在幾百到幾千萬台幣。
中國大陸：
一，五百八十五家出版社全都是國營，均為新聞出版總署及更上級的中宣部所主管；並且在「造大船、出大海」的政策下，集結為三家國家級出版集團、二十七家省級出版集團；每個集團都同時經營出版、印刷、書刊發行、書刊零售四個行業，擁有豐沛的政策支援和資源；
二，資產規模都極為鉅大；光省級出版集團裡，江蘇鳳凰出版集團的總資產就是兩百億人民幣。
我一直是個想做好台灣雜誌的人，把作品放上國際，讓其他人知道台灣還有人重視媒體創作與文化。無奈時勢的風向越吹越沉淪，幸運如我還能憑一己之力持續發聲，但有更多與我同樣有理想的出版界朋友們早已無法生存，摸摸鼻子選擇離開這個混沌環境，我很惋惜這群有才能的人離開出版界，但無可厚非，因為現在要作出版的前提就是生存下去，不得不承認這比好的作品還要重要許多。台灣開放「服務貿易協議」的結果目前無法明朗，但能就我的想像來拼湊一下。首先就客戶投資面來看，本土媒體在未開放前，面臨的競爭對手來自於目前獨大的跨國媒體集團，而開放後要面對的是連跨國媒體集團都要敬讓三分的中國媒體商，對於客戶投資預算不變的情況下，想必獨立出版社能夠生存的空間更加窄小，而若客戶投資預算萎縮，那豈不是連根拔起。對於目前台灣的跨國媒體來說也不好過，遭逢敵手的跨國媒體勢必得消耗更多的資源，但得到的利潤卻將不如預期，在背負龐大開銷壓力之下，生存也將面臨挑戰。至於市場方面，更無需多言，台灣人口市場窄小，應對目前紙本刊物的式微，銷售早已不是雜誌商的生存之道，只是身為媒體文化人，面對之後刊物發行後，通路卻只願意給予少量訂單的窘境，無疑是最傷心痛苦的結果。
我不是妄自菲薄，而是我看得懂事實。要比銀彈和資源，中國大陸將挾著壓倒性的市場資源和國際重視度席捲而來，台灣出版界（至少雜誌界）將近乎崩盤，最好的情況也只是中國資方投資台灣公司，讓雜誌媒體大洗牌，前者將造成本土媒體一蹶不振、甚至消聲匿跡，後者則是台灣雜誌被全盤控制，我們失去一切自主的籌碼。回到自己部分，「服務貿易協議」對我的影響其實是相對小的，因為就微型企業而言，能夠調整的彈性比起大出版社要來得多，轉型與跨領域亦相對容易，過去我們本就不是既得利益者，之後也不會是。以我而言並不排斥中國出版媒體的進入，但相較於受限的單方向，我們是否也能張開羽翼以平等的方式西進中國，因為這是台灣在威脅的情況下，具競爭力的出版社要開拓更大市場必須也是唯一的方法。「服務貿易協議」的協議內容究竟還藏著什麼我們無法清楚看見的細節無人知曉，但我不認同以利多於弊的說詞將我們的擔憂給掩蓋掉，那些條列式的公文與說明我嘗試理解，但越讀越覺得無法參透，到底這樣的政策決定是我該傾全力支持或拼命反對的，看得是越來越迷離，與其陷入其中，我只能點出我即將面對的挑戰。
而現在我感到相當煩惱，因為被動且消極的依賴政府的「保證」，讓人感到厭煩，「服務貿易協議」不該為反而反，也不能一味盲挺，既是協議，本就有所有得，而身為出版界的一份子，不是有權知道所捨所得為何嗎？即便現在幾場公聽會下來，相信一堆業內人士依舊一頭霧水，對於出版未來無所適從，那是不是代表說，如同我一般的微型獨立出版，是時候該去尋求更大的保護傘依附，還是該拉下臉來，無可奈何的說聲對不起我認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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